4月13日，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調研座談會在北京市西城區什剎海東畔的海清苑召開。西城區委書記孫碩調研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建設，與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史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專家岳升陽，國家文物局專家庫成員、北京華清安地建筑設計有限公司總工程師、中國文物學會理事張謹，北京聯合大學教授、應用文理學院院長、北京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秀，國家文物局專家庫成員、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劉巖，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萬金紅，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冷凇等等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倡議發起者，就推進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建設、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傳承與保護等方面深入交流。

大運河位于中國中東部，是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延用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大運河的開鑿始于公元前5世紀，流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浙江八個省級行政區，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歷經兩千余年的持續發展與演變，直到今天仍發揮著重要的交通與水利功能。大運河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2014年6月，大運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北京市列入遺產名錄的河道有西城區境內通惠河北京舊城段——什剎海(包括前海、后海、西海)、東城區境內通惠河北京舊城段——玉河故道(西起萬寧橋，東至東不壓橋，長約0.5公里)和通州區境內通惠河通州段(西起永通橋，東至通州北關閘，長約5公里)，遺產點有西城區境內澄清上閘(萬寧橋)、東城區境內澄清中閘(東不壓橋)，均已經成為北京市重要的開放城市景觀。

(相關資料圖)

2022年12月底的區委十三屆五次全會報告、2023年1月初的區兩會報告分別首次提出，要大力弘揚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文化。此次會議就成立“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提出倡議，中心將承擔學術研究、國際交流等職能，立足北京西城，聯動大運河沿線8省35市，發揮北京作為大運河終點城市的核心作用，形成伙伴聯盟，對話全球運河城市，發揮國家級平臺示范及引領作用，共謀共創大運河沿線文化繁榮與發展。機構下設文化研究中心、城市伙伴計劃總部、傳播推廣中心、數字文創中心等四個分支，秉持“行業前沿、創新驅動、融合發展、開放共享、對話世界”的方針，聚焦國家戰略需求，充分發揮平臺作用，聚合全國大運河文化與產業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做出樣板與示范，為推進大運河歷史文化的研究、展示、傳播與交流貢獻西城力量。

單霽翔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提案人，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工作組織者）

張謹 《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本與管理規劃》總負責人

會上，單霽翔介紹了大運河歷史文化沿革、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大運河漕運終點論證情況。他表示，大運河文化對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有重要意義。西城區積極推進歷史遺跡與文脈保護，未來進一步依托大運河漕運終點，發揮區域歷史文化資源優勢，通過大運河沿線自然、歷史、建筑、街區、宗教、商業、民俗等十六類景觀保護，讓大運河北端點“保起來”“美起來”“活起來”。張謹介紹了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成立機制體制、必要性與可行性論證情況。與會專家圍繞遺產保護、文化研究、區域聯動、傳播推廣、數字文創等內容展開研討，為推進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建設積極建言獻策。

孫碩向各位專家的論證與建議表示感謝。他說，大運河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文明，做好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是北京建設全國文化中心的重要任務，是西城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我們要以什剎海區域為依托，充分挖掘運河文化內涵，活躍運河文化因子，向國際講述運河文化故事，展現獨樹一幟的大運河名片。孫碩強調，要創新體制機制，調動社會各方積極性，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力量共同參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保護、傳承的生動局面。大運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作為新型重點高端智庫與文化交流傳播專門機構，要以大運河文化為依托，講述運河故事，傳播運河聲音，彰顯國家符號、首都風范、時代氣象，推動大運河文化走向更廣闊的平臺，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活力與動力，源源不竭、生生不息。

會前，區領導及專家學者沿前海南沿（京杭運河積水潭港）實地調研京杭大運河漕運終點積水潭、文保碑、萬寧橋、海清苑及周邊環境。

區領導桑硼飛出席。區委辦公室、區委宣傳部、區文旅局、西城規自分局、區文促中心、什剎海街道、阜景街建設指揮部、薊城山水有關領導參加會議。

背景情況介紹

2014年，“中國大運河”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作為世界遺產，大運河的主體由不同歷史時期的三部分運河組成。一是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 5世紀至公元前 3 世紀）邗溝的開挖，溝通了淮河與長江，成為中國大運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并作為重要的區域性交通要道得到不斷的維護與經營。二是隋朝時期（公元 7 世紀初），為了連通南方經濟中心和滿足對北方的軍事需要，在帝國政府統一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下，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并重修江南運河和疏通浙東航道，從而將前一時期的各條地方性運河連接起來，形成了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南達寧波的大運河體系，完成了中國大運河的第一次全線貫通，并在唐代和宋代得到維系和發展。三是元朝時期（公元 13 世紀后期），由于中國的政治中心從開封遷移到北京，組織開鑿了會通河、通惠河等河道，從而將大運河改造為直接溝通北京與江南地區的內陸運輸水道，形成中國大運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溝通。明清兩朝維系了大運河的這一基本格局，并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維護與修繕，使大運河一直發揮著漕糧北運、維系國家穩定繁榮等重要功能。

作為一個復雜變化的時空體系，構成中國大運河主體的三個部分又由10 個始建于不同年代、處于不同地區、各自相對獨立發展演變的河段組成。依據歷史時期大運河的分段和命名習慣，總體上分為：通濟渠段、衛河（永濟渠）段、淮揚運河段、江南運河段、浙東運河段、通惠河段、北運河段、南運河段、會通河段、中河段。這些河段分段鑿成，時有興廢，大多歷經了復雜的發展過程，其構成、主要特點在不同歷史階段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 7 世紀和 13世紀的兩次大溝通，將這些河段改造、連接起來，組成了貫通中國南北的中國大運河，并持續運行了數個世紀，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大運河途經8省35市，包括京津，燕趙，中原，齊魯，吳越等不同的文化區域。作為歷史上的漕運重線與商貿樞紐，核心功能為連接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以解決廣闊領土上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分離的問題。大運河搭建起中國南北文化溝通的橋梁，深化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格局，作為一項澤被千古的水利工程，彰顯中華文化精神，飽含民族集體記憶，對于華夏民族來說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價值。

大運河北京段包含“兩段”和“三個遺產點”，“兩段”分別為：通惠河通州段，位于通惠河與北運河交匯的節點位置，是明清兩代大運河漕運的轉運銜接段落及關鍵節點。通惠河北京舊城段（玉河故道），包含了元明清時期中國大運河的北方終點段落——什剎海以及通往什剎海的玉河故道，見證著運河規劃設計對城市形態、格局的影響，結合生態功能、運輸功能、城市功能，統籌考慮山形水系，規劃建設的元明清三朝帝都北京城也成為了世界城市史上無與倫比的曠世杰作。

“三個遺產點”分別是：什剎海、澄清中閘、澄清上閘。西城區的什剎海作為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的北端點（元代京杭大運河的漕運終點），承載著豐富的運河歷史遺存和文化內涵，在運河體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什剎海位于今北京城區內，包括前海、后海、西海等三個自西北向東南連續排列的弓形湖泊。元代時，什剎海作為京杭大運河漕運終點，是北京城內重要的漕運碼頭，屬于利用湖泊水系建成的水庫港。什剎海又名“積水潭”。積水潭碼頭當時“舳艫蔽水”來自全國的物資商貨集散于此，使得碼頭東北岸邊的斜街和鐘樓一帶成為元大都城中最為繁華的鬧市。元朝滅亡后的一個世紀之內，積水潭碼頭被廢，水面不斷縮小。自明代起，什剎海失去了運輸和碼頭的功能，轉化成文人游賞的景區，水域面積不斷縮小，逐漸形成今天分為三個湖泊的什剎海。現在什剎海是北京中心城區的一個景觀湖泊，現有水面面積約34公頃，平均水深約1.5米。

什剎海歷史水面衛星影像

什剎海1971年衛星影像圖

1870年的什剎海

1930年的什剎海西南岸

積水潭港

京杭運河積水潭港

大運河文保碑

201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立在澄清上閘遺址（西城區萬寧橋西側）的“中國大運河”遺產區界樁。（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北端點）

萬寧橋（老北京人稱“后門橋”“海子橋”）

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所作大運河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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